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烟潭渔叟、雪塘渔隐、痴仙道人、兰台外史、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等。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有“神笔王铎”之誉，明末清初时的著名书法家。 明天启二年（1622），三十岁的王铎举进士及第，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少詹事。弘光元年（1644），南明弘光帝任王铎为东阁大学士、次辅（副丞相）之职。次年入清，授礼部尚书。顺治九年（1652）病逝于孟津，享年六十一岁，赠太保，谥曰“文安”。

    王铎博学好古，工诗文。王铎的书法笔力雄健，长于布白，楷、行、隶、草，无不精妙，主要得力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米芾等各家，学米芾有乱真之誉，展现出其坚实的“学古”功底，学古且能自出胸臆，梁巘评其“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之苍老劲健，全以力胜”。姜绍书《无声诗史》称其“行草书宗山阴父子（王羲之、王献之），正书出钟元常，虽模范钟王，亦能自出胸臆”。其传世作品主要有《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等，诸体悉备，名重当代，学者宗之。

    在我国书法史上，董其昌一派的严谨秀逸之风曾在明末清初盛行，而王铎取法高古，与拘谨乏趣、滑弱无力的书风相抗衡，大胆创新，开创一代书风。他是书法史上一位杰出的革新人物。青年时代的王铎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很早就有了反思潮的奇倔胸怀，在他的《拟山园选集》中的《文丹》中，集中表露了他惊世骇俗的审美观。他最大的成就是在于他超迈雄奇的行草书。 他的行草书，恣肆狂野，挥洒自如，用笔沉着痛快，纵横跌宕，自然出奇，表现了撼人心魄的雄浑气势，极富感染力。马宗霍称“明人草，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拟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如不尽，非力有余者未易语此。”林散之称其草书为“自唐怀素后第一人。”并不为过。有人以他的线条与明代另两位草书家徐渭、祝枝山作比：则他的遒劲既有异于徐渭的粗放，也有别于祝枝山的生辣，至于文征明、董其昌则更不在话下。此外，他在结构处理上的构成意识也是前所未有的。空间的切割完全具有次序观念，具有强有力的理性处置效果——在如此狂放变幻的草书中锤炼出如此冷静、有条不紊的效果，实在是出人意外同时又使人对他的能力敬佩不已。如果说从张芝、张旭、怀素、黄山谷直到徐渭，草书的发展是以用笔的丰富顿挫为准矩，而在结构处理上则一放再放，抒泄无遗的话,那么王铎则成功地阻遏住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洪流，他用冷静的理性把这匹脱缰的野马笼住，纵横取势，变化多姿，不落俗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收奇效于意想之外。

    他在笔墨上的创新也是具有开拓性的，他的线条遒劲苍老，含蓄多变，于不经意的飞腾跳掷中表现出特殊个性，时而以浓、淡甚至宿墨，大胆制造线条与块面的强烈对比，形成一种强烈的节奏，不能不说他这有意无意之中的创举是对书法形式夸张对比的一大功绩。在他以前，还没有人能象他那样主动地追求“涨墨”效果。

    王铎的书法对中国书法后来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甚至也波及到海外书坛，特别给东瀛书法影响颇深。

    王铎亦擅画，山水宗荆（浩）、关（仝），丘壑伟俊，皴擦不多，以晕染作气，傅以淡色，沉沉丰蕴，意趣自别。山水花木竹石，皆用书中关纽。间作兰、竹、梅、石，洒然有物外趣。尝与人云“画寂寂无余清，如倪云林一派，虽有淡致，不免枯乾赢，病夫奄奄气息，即谓之轻秀，薄弱甚矣，大家弗然。”又云“以境界奇创，然后生以气晕，乃为胜，可奈造化。”

王铎 1646年 为浩熙贤契书八言联 行书 绫本 304X39cm上海朵云轩藏

 “艺术源于人生的苦闷”。因而，古来离乱不安的时代，悲苦的个人遭遇，往往成就出许多艺术大家。一部绵延千年的书法史亦可佐证此中道理。上自东晋，有书圣王羲之郁郁不得志，挥毫慨叹。世间传有美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叙》；中唐“安史之乱”颜真卿丧兄亡侄．奋笔疾书《祭侄文稿》遂成书法之佳构；宋代文学大师苏东坡遭贬黄州，苦雨小屋里写就《寒食帖》名篇；入元称臣的宋朝宗室赵盂頫自悔一生事事总堪惭，情钟书学，独创赵体；明末清初之际，由社会黑暗转入战乱，既而改朝换代。变幻跌荡的百年间又造就了诸多书坛巨匠，王铎是其中艺术贡献最为卓著者。

清贫力学 宦海沉浮

   王铎，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小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烟潭渔叟，雪塘渔隐、痴仙道人、兰台外史、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等。据《明季南略》记载．王锋“河南孟津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其十世祖王成从山西迁入孟津邑(令河南盂津)双槐里。王铎生于公元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先人中，惟有祖父之长兄王价登万历二年进士，然不幸早逝，年仅49岁。祖父王作，终生未曾进入仕途。王铎的父亲王本仁，字性之，号梅园，以农耕读书为业，教子甚严。王铎就是在这样一个知悉诗书，家境衰落的生活环境中生长起来。王铎家原“有田二百亩” ，但在明晚期疯狂的土地兼并中缩减到“日不胜于贫时十三亩也” 。他的父亲依靠黄河南岸的13亩薄田支撑着全家生活。王铎有四个弟弟，即镛、鑨、镆、镡，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家境贫困艰难之时，“不能一日两粥”。王铎的母亲陈氏曾将陪嫁的“钏珥链柎鬻之市，以供朝夕”。“麦稻缺，买犄饼，不能遍诸儿。半儿饱，母略茹藿，则腹饥矣” 。慈母怜子以菜充饥，而饼少人多，仍不能让儿女免去饥饿，这便是王铎早年饥苦贫寒的生活窘状。直到成年王铎依然难忘母亲的话“子勿忘我饼尽腹饥时，女勿忘我钏珥鬻币时也” 。“王铎青少年时期，乡里的富豪为侵吞王家财陷王铎的父亲王本仁，这使得王家日渐衰落的经济生活更加上加霜。
   俗话说：“陋室出公卿”。苦难激励着王铎在清贫中力学，走上千禄仕进之路，以求光宗耀祖。王铎有诗序云：“余少年贫，衣食为艰，鲜有掖者。余复压然，不求人怜” 。少年的王铎倔犟而独立。而在那个社会，知识分子也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打通参与政治的道路，才能改变经济生活命运。王铎14岁读书，从学习古文开始，转年从舅父陈具茨学习。16岁读书。18岁就学于山西蒲州河东书院。王铎因学业优秀，得到同乡乔允升的器重，对其他门下弟子讲：“孟津中的富家子弟，但以有吃有穿而傲视乡里，只有王家长子王铎，勤奋好学” 。乔允升还令其他弟子北面受学于王铎，还在经济上资助王铎，使王铎度过了明万历四十四年的河南大饥。
    王铎早年得到资助最多的是舅父陈具茨、岳父马从龙，当然还有倾其所有、同甘共苦的妻子马氏。
   1621年8月，王铎中乡试。入冬，王铎来到京师，寓居于京城报国寺，准备参加会试。翌年三月，王铎31岁时，殿试名列三甲第58名，赐同进士出身。半年多的时间王铎连科及弟，这对王氏家族简直是天大的荣耀。王铎又从进取的409名进士中考选人翰林院为庶吉士，同时的有倪元璐、黄道周，当时人称“三株树”和“三狂人”。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铜山人。明天启二年进士。明天启四年，授翰林院编修。崇祯帝死后，他事福王、唐王，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明隆武二年，殉节而死。黄道周擅长诗文书画，取法魏晋而面目独出，书风“险怪”。倪元璐(1594～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官拜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明崇祯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时自缢身死。倪元璐擅长丹青翰墨，其书法以纵姿奇崛为面目．直人真率天趣之意境。黄、倪、王三人仕途同时起步，交游甚密，政治上相互影响，学术上相互砥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然如黄石斋之崖岸，倪鸿宝之萧逸，王觉斯之腾挪，明之后劲，终当属此数公”。只是在明亡之际，黄、倪二人与王铎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归宿。
   王铎入选翰林院，进入庶吉士行列，为他日后的升迁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明史》记载，自明英宗天顺二年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关于王铎入选庶吉士的原因，《侯太史遂园诗集?卷首》部分记载为当时任职翰林院的同乡侯恪的推荐。而《王铎的政治生涯》的作者则认为最有可能推荐者是同邑师长、刑部左侍郎乔允升。但无论推荐者是谁，总之，王铎这位“田舍翁”瞬间成为朝中的“士大夫”，并且直接敲开了通往中央权力中心的门户，这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然而，纵观王铎的一生，做为庶吉士，即“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他是当之无愧。至于以此做为晋升的高台阶，虽然带给他日后的达官显爵，但同时也把他抛入凶险莫测的宦海之中，历尽升沉。真可谓：福兮？祸兮?
   王铎初涉政坛的九年，以清流自居。在当时“东林党”与“阉党”的政治角逐中，他与文震孟、陈仁锡、黄道周、倪元璐、黄锦、郑之玄等人表现了鲜明的倾向于“东林党”人的立场。入朝初期与王铎交游来往密切的人是吕维祺。吕维祺是河南新安人，明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王铎十分敬重吕维祺，吕维祺更是赏识王铎的才华。后王铎将长女嫁与吕维祺之子吕兆琳，两家结为姻亲。吕维祺与东林首要人物大理寺卿邹元标、副都御史曹于汴相友善，并在北京创立了“首善书院”，以讲学为契机，展开关于改良政治的讨论。邹元标得王守仁之传，冯从吾志濂洛之学，吕维祺则深研经义，这对于王铎学术思想以及政治倾向的培养有不小的影响。 另外，王铎、倪元璐、黄道周所共同仰慕的先师孙承宗，也是河南籍。钱谦益即是孙承宗的忠实门生。孙承宗对王铎亦是格外青臁，曾为王铎的《拟山园初集》撰写了《叙王觉斯太史初集》。从王铎这些交游关系及经历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王铎政治立场形成的原因以及后来如何为官做事的动因。
   明天启六年正月，“阉党”首领魏忠贤授意朝廷，纂修《三朝要典》，目的是总结“阉党”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为自己树碑立传。王铎时任翰林院检讨一职，理应参加《三朝要典》的编纂，然而王铎却与同僚黄锦、郑之玄一同辞去了编纂工作，做出了不与“阉党”为伍的行动。以后，《三朝要典》由大学士顾秉谦、杨景辰主持完成，又于明崇祯元年元月被皇帝朱由检下旨焚毁了。
   明崇祯六年四月至八年秋，王铎居京长达两年多，其间已由翰林院侍讲迁转为詹事府左谕德，右庶子。这时期中首辅是明崇祯年间居阁时间最长而且阴险狡诈的温体仁。王铎与其政见不和，自请调离京师任南京翰林院学士。王铎曾叙述这段经历说：“不合温体仁、吴宗达、乌程百计中之，后避而之金陵”。 明崇祯十年初，王铎被召回北京，任少詹事。是年八月，大学士温体仁引疾免，吏部推阁员13名，王铎为其中之一，但未能获任。十二月，定东宫官属，为东宫侍班；次年正月，又晋升为詹事；同年七月，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教习(翰林院)馆员等职。明崇祯十一年，满州的皇太极再次发起大规模的入侵，明朝军队接连受挫。内地由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分别攻战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明王朝已处于颓败之势。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在边事上主张议和，遭到朝中正义之士的强烈反对，王铎的好友黄道周在崇祯帝召对于平台之际抗疏论辩，批驳议和派主张，遭致贬官六秩之处分。事情仅过19天之后，王铎仍旧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 ，使主和派大为恼怒，杨嗣昌已使人言于崇祯帝，要求给王铎以“廷杖”的处罚。“廷杖”之罚等同死刑，无人能从杖下生还。消息传出，王铎一家老小，都为王铎担心流泣，而王铎却神态自若，毫无畏惧之感。好在“上亦不加罪焉” ，保住了王铎一条性命。事隔数日，经筵秋讲开始，王铎以经筵讲官的身份，进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并论及时事时，“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 。又触怒了皇帝，据《清史列传》的记载：“庄烈帝切责敷衍支吾，不能发挥精义。铎惶惧，俯伏案前待罪”。虽然，崇祯帝“不加罪”，但已令人栗栗危惧。历史的记录虽仅寥寥数语，但对于当事人的王铎却需要何等的勇气。同朝廷理论、与皇帝直言，表现出青年时期的王铎骨子里刚直不阿，求真求实的精神。不过，得罪权臣、拂逆龙颜，终归不会有好果子吃——王铎随即遭到了政治上的失意。而此时他的两个幼女亦于同年(明崇祯十一年)秋冬季先后夭折。他两度上疏“乞归省亲”，遂获准。年底返回孟津故里。
   明崇祯十二年十月，王铎重返北京，任翰林院学士职，明崇祯十三年九月受命南京礼部尚书。在赴任南京的途中，顺路返回孟津。翌年初，老父病故，王铎辞官服丧。四个月后，老母亦病故。此时，家乡一带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王铎不得不率家人流落于河北、江苏、湖北之间。明崇祯十五年十一月，结发35年的妻子马氏病故于江苏桃源的一只小舟中。明祟祯十六年，三妹和幼子无争、四子无技都死于逃难途中。明崇祯十四年正月，暂避浚城故友刘通政的“摄生阁”。二月，李自成攻陷北京，该地也成危势，又率全家乘舟飘泊在丰、沛、清江浦一带。此时的王铎饱受着国破家亡之痛苦、贫困潦倒之艰辛。他在《赠汤若望诗册》的跋中记道：“月来病，力疾勉书，时绝粮，书数条，卖之得五斗粟。买墨，墨不嘉耳，奈何!” 政治失意与生活飘泊的双重压力，逐渐销蚀了王铎与“阉党”权臣舍命相争、向皇帝直言劝谏的勇气。王铎，这位明王朝的孤臣，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意外的任命，也许会在颠沛流离中死去，为后人所感叹；也许会在改朝换代后，束装归里，成为前朝遗老，以诗文书画伴其晚年，备受后学尊崇。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命运会让他继续一个悲剧的角色。
   1644年忙不迭地有新主即位。在清军与吴三桂联合兵力刚把登基不久的大顺皇帝驱回山西，清摄政王多尔衮正议定建都北京、迎福临即位之时，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魏忠贤旧党阮大铖也正密谋立福王，他们认为福王昏庸，便于操纵。五月十一日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皇帝，诏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朱由崧的父亲福王常洵，在明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破洛阳时为农民起义军捕获杀死，王妃邹氏及世子由崧则逃往怀庆。当时，王铎一家正居于怀庆，对他们多有帮助。如今，朱由崧自然念及往日救助之恩，称监国时，已推举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六月三日，王铎入阁，马士英为首辅，王铎至而为次辅。在辅政期间，王铎感戴福王恩宠，办事竭尽忠诚。钱谦益作墓志铭就称赞他：“事弘光皇帝于南，奖护忠直，疏解禁锢，侃侃有以自处”。七月，王铎拟旨削故大学士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赠谥及官荫。秋冬之季又与河南籍官员联名上疏，奏请表彰中州死难诸臣。特别是当马士英、阮大铖要以“六等”拟定北部降“贼”大臣罪名时．王铎与刑部尚书解学龙则尽力保全了多数的北来大臣。二人却因此受到保国公朱由弼的弹劾，解学龙遭削籍处罚；王铎则因有福王的私交关系，方保无祸。随后发生的北来太子事，更表现出王铎报恩福王的行为。明弘光元年三月一日，有自报“太子”者从杭州到南京，从而引起朝中“太子”是真是伪的争议。以东宫侍班身份的王铎首先认定太子是伪，《国榷》卷一O四记载：“盖士英揣上意，逆设疑端，大学士王铎附士英，首言其伪”。至“三月乙酉……时马士英迎上旨主伪，大学士王铎先侍东宫，附合士英，中外悲之”。到了“三月庚寅……会讯午门……诸臣相顾未决，王铎日，我敢任其伪，不必再谳，叱下狱”。可见王铎在“太子”真伪的立场上是鲜明的，甚至自愿站在风口浪尖上，直接处置此事，把“太子”押解入狱。当时，认定“太子”的还有朝中的很多大臣，执言仗义、刚直不阿的黄道周也确认“太子”是伪。《弘光实录钞》卷四六也说：“已而拱乾、学濂、宗正、元龙、国弼回奏，皆曰伪”。此事弘光帝对王铎等人的言行大加称赞说：“具见忠诚大节”。皇帝满意了，主政的马士英也在幕后达到了政治目的。日后，王铎却因此蒙受了奇耻大辱和莫大冤枉．又一次在封建政治斗争的漩涡逆流里被呛得奄奄一息。
   北来“太子”真伪之争发生后，驻守南京城外的一些大臣因不明事态真相，上疏质疑，甚至发起“兵谏”。湖广巡抚何腾蛟，兵部右侍郎袁继成皆致疏朝廷，主张审慎行事。而武昌左良玉更以“清君侧”为名，兴兵问罪马、阮，声称“为太子死”。 风雨飘摇的南朝小朝廷内讧初起，未成声势，随即为清朝南下的大军所终断。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日，清军攻陷扬州城大杀十日．后渡江直捣南京。五月十日，福王率马士英等逃奔太平。十五日清兵攻陷南京，城内官民都出来迎降。至于出奔之福王，不久以后，在芜湖被降将田雄所执。公元1646年遇害。 南京城破之际，宫里宫外一片混乱。《爝火录》五月十一日条记云：“帝既出，宫门大开。内外鼎沸，宫女杂走。百姓乱拥入宫，抢掠御用物件，遗落满街。内库银绢、米黄、物玩、弓刀之属，皆被劫罄尽。文武百官一时隐匿，洗去寓所封示。男女出城者如蚁，有出而复返者。居民又尽杀城内外黔兵，糜有孑遗。”京城百姓又有好事者，声言要救出那位“太子”。百姓从中城狱扶拥“太子”上马，直奔西华门武英殿，用从西宫捡出来的弘光遗弃的冠袍，给“太子”加身，然后连呼“万岁”，演出了一场闹剧。其间，王铎已换便装躲避，不料被激动的人群擒拿回来，要他指辩“太子”的真伪。绑缚之下，王铎饱受辱骂痛打。幸有赵之龙出手相救，总算捡了一条性命。而在此之前王铎已经六次请求辞官，终未能获准，从而未能幸免这场祸事。五月十五日，豫亲王多铎已率清军进入南京城。惊魂未定、伤体未愈的王铎随钱谦益等降清大臣去迎接新主子入城。在清军之中，王铎见到了去年在江北已降清的四弟王镆，兄弟相见，悲喜交集，泣泪纵横，内心感慨苦痛实难语言能表达。
   清顺治五年(1648年)冬，57岁的王铎来到北京。次年正月，被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同年，即顺治六年，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十月，加太子少保；清顺治八年晋少保品位。当年向西南旅行，途经陕西汉中，由栈道入川，游历了峨眉山。十二月初六，经裕州返回孟津老家．因长途颠簸，身染重疾而卧床不起了。清顺治九年三月四日，朝廷又授王择为礼部尚书，据推断王铎尚未知道这一任命，就干三月十八日卒于里第，年6l岁。死后，清廷赠太保，谥文宗，荫孙之凤小书舍人。
   王铎在出仕的七年间．几乎无所作为。《清史列传》仅在清顺治八年记有两件事情。一是三月上疏朝廷，请求“幸学释奠”、“修葺圣庙”，仍照例调衍圣公及“四姓博士”赴京陪祀。即劝告皇帝要行孔孟之道，实行有关遵孔的旧例。二是四月受皇帝命祭告西岳华山。
   晚年王铎的命运是凄凉寂寞的，作为明朝的亡国遗老，他是得不到清朝统治者重用的，任用他们不过是为收拢人心，用来装点门面。清代初期实行高压政策，如限令汉人剃发，明令“遵依者为我国人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冠’必置重罪”。从剃发来测验人心，让汉人表示服从满人统治。民间有“留发不留头”的说法。剃发尚且如此，何况有悖于满族统治者的言行。惯于直言的王铎只好缄默无声，将内心世界层层遮掩封闭起来。他的故国失去了，他在弘光朝的政治生涯还蒙着灰色的暗影，留下耻辱的回忆。他的父母和同甘共苦的妻子早已逝去，他身为“贰臣”，已无任何前途而言，甚至对于死也充满惶恐，他死前“遗命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他的墓至今不知葬于何处。是不敢堂而皇之的为自己树碑立传?或是担忧被人抛尸荒野?
   降清后，王铎的生活态度也发生截然变化。同样降清的好友钱谦益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隐晦而疑惑地写道：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人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叔孙昭子耶?为魏公子无忌耶?公心口自知之，子弟不敢以间请也。
   这番叙述几近为晚年王铎的素描像。功名利禄，家业国事，皆以飘忽不定。除却声色之外，他只有以诗文、书画自娱。往昔交际的部分亡明遗臣，大多也与他同好，如来权、张玉调、戴明说、孙承泽、周亮乙、粱清标、丁野鹤等人。王铎同他们企图籍艺术创作到归宿。在某种意义上说，王锋为艺术追求终其一生，也为后世留下诗文书画等丰厚的遗产，尤其是他的书法艺术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