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经历对自己而言都是财富。

    我生长于长江三角洲。启蒙于我的是教音乐的班主任张教师，经不住她对我的字反复赞扬，我对字产生了极度的好感，便暗下决心要写出个名堂来。临毕业时首次参加全国的一个比赛，得了个奖，初中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高中时，碰上了我的第一位书法老师金晓丰先生。我临的是柳公权《神策军碑》、王羲之《兰亭序》和隶书《礼器碑》。那时在审美观上比较单一，沈尹默的字就觉得很好，而林散之的字则看不懂。

    1988年考入南京师大美术系首届书法本科班，这是我书法事业的基础和转折点。在书法班上，亲聆了尉天池、马士达、周玉峰等诸位名师的教诲，孙晓云、何应辉又先后来班上讲课、示范，大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南行、隶、草、篆五体临帖与创作实践。我当初选定的是：楷书《郑文公碑》、行书《蜀素帖》、隶书《石门颂》、草书《十七帖》、篆书《散氏盘》，经过半年临习，初步熟悉了各帖的技法特点。然后则逐渐旁涉诸碑，《郑文公碑》圆融浑厚，通篆意，气象浑穆大度，复兼习《石门铭》取其疏宕之章法，字势之变化，又以《嵩高灵庙碑》增加古拙之趣。《石门颂》为隶中之草，线条纯以中锋出之，结体宽博，纵横间充溢篆籀之气，为圆笔之代表作，而《张迁碑》作为方笔之代表作，大拙大巧，形神兼备，使我着迷。《散氏盘》为大篆中活泼、浪漫、大气、朴茂、雄浑集于一体的经典之作，使我神往。我最偏爱行、草，因此功夫下的最多。学米期间，除了学习《蜀素帖》、《苕溪诗卷》和《乐兄帖》几种名帖外，但凡米帖，只要看到，立即复印，仔细揣摩，到如痴如醉的地步。浸淫既久，复效老米集古字而自成一家之法，继而旁及苏黄，上溯杨凝式、颜鲁公，直至二王风规，下涉明清诸家，徐渭、傅山、王铎、倪元璐，皆所摹习。在些期间，摒除杂念，不计名利，师生品茶谈艺，同窗切磋交流，气氛浓郁，令人难忘。这四年奠定的是一个基础，训练的是笔墨技巧，艺术感觉，重要的是开了个好头，并且知道怎么走下去。至于结果，那就看你的才力、学力、功力了。我认为篆、隶、楷非常重要，一个行草大家如果不写楷书是不能想像的，三种书体好比是行草书的一面镜子，一照就知道线条是否过关，而一味写行草，或因功底不足，或因学力未到，易流于靡弱或霸悍，而乏醇和气象。换言之，此病正宜以篆、隶或魏碑治之。故可言，三种字体还是行草的一剂良药。行草书欲成大器，当从篆、隶、楷（指魏碑）求之，出手自然不俗。若取法囿于一家，则所用纯一家之法，不易突破。博采众长，以己意出之则万法为我法矣。我在大学时养成的睡前读书帖的习惯，一直保持着。面对经典名帖，沿着先贤的笔迹，随其挥运，冥思玄想，如临其境，如见其人，静夜之时，万籁俱寂，犹与先贤促膝，不亦乐乎。后因工作环境几乎荒废临池之功，幸而碰到教育家李婧娟校长，为我创造了一切可能的条件，使我恢复了正常的创作。然而人毕竟需要不断刺激，思维才能活跃；不断游历，眼界才能开阔；不断读书，积理才能宏富。于是便思向外发展。

    因缘巧合，不久在省书协常熟学习班上碰到马士达、孙晓云、张锡庚、王继安诸先生，均力观我走出一隅，于是在王伟林兄帮助下顺利地来到苏州大学学习，也由此和华人德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人品学问、道德文章足为楷模，令我钦佩，与先生相处如沐春风，聆先生教诲，胜读十年书。至此，我人生第二个转折点便已开始，一面读书，一面游于金陵、吴门、虞山诸师友间，在观念、技巧诸方面又生突破。八届中青展时的获奖作品我以自磨墨汁书写，故墨色鲜活，浓淡、燥润相间，笔法讲求流畅，略参章草笔意，结构随势而变；章法参以尺牍之法，形式以册面出之。我本来写字以大字为主，而中青展作品则是小字行草，真有些无心插柳之感。但反观这种现象，正印证出前述互补之法，即欲写好行草当济以篆隶，欲写好小字当济以大字，反之亦如是。最近的用力处已从小字转向大字，从单纯的行草转向对北魏碑版、墓志的研习，经华人德先生推荐习《元演墓志》，而且写了一阵大字再写行草书时便学笔挟元气，自具苍浑气象，即便偶写小字也觉不同，字虽小而气局去很大。我之用笔，讲求丰富，以情掣笔，心手两忘，顺、逆、方、圆、绞、转、顿、挫、提、按等，无所不用，用墨追求“干裂秋风，润含春雨”而能和谐自然的艺术效果，结构上尽量借鉴北朝碑刻、墓志上奇拙相生的特点，章法上不取连绵之法，力求字字独立又字字相连。统摄全局，浑然一体，细观局部，笔笔到位，达到虚实相生、拙巧相寓的效果，并于意境上渐次修持，以期删繁就简，意到便成，使作品具有弦外之响、字外之味，方可言境界也！至如纸笔和钤印，我认为应当有所择而又无所择，但求趁手趁意而已。譬如，写蝇头小楷而用秃笔写生宣，则无异于缘木求鱼。而钤印之道，不必拘泥，所谓形式为内容服务，觉得需要，多钤几方又何妨，觉得多了就适得其反了。这可不能学乾隆，钤在哪，钤几方要慎重。

    “艺无止境”，我牢记这句话并付诸实践，最终以作品来说话。“与古人争一席之地”，是我的理想，我愿于天下同道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