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学书始自1982年，初从唐欧阳询、颜真卿楷书入手，1984年后主攻隶书，从《乙瑛》切入，继习《张迁》、《石门颂》，1990年后对《封龙山》、《西狭颂》、《广武将军》、《好大王》、《礼器》，汉简等用功尤勤，间习魏碑墓志和二王一脉行书。先后问业于省内名家王朝瑞、田树苌、赵承楷先生和西蜀何应辉先生。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对诸体的精深研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对隶书的认识和研习。

    厚重而不失飘逸，拙朴而不失机巧，劲健而不失灵动是我的性格，也是我隶书的追求目标，正所谓心画和字如其人。

    隶书于当代是极尴尬的。历史上的两座高峰，一是文字演变的必然结果，一是金石碑学考古兴起使然。而当代的大背景却是以展览为中心，从而导致书人们急冲冲赶集一样的心态，隶书的冷落也是必然。而我却是个固执的人，念旧的人，既然我爱隶书，且隶书也为我带来荣誉，我便舍它不下了。

    1990年之后，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个体意识逐渐增强，个人风格也随之渐渐地凸现出来，“创造”二字已成为我惟一的尊严。无论谈书还是临帖无任何的规矩和模式，纯由个人好恶性情使然。近两年汉简又让我钟爱，在既定风格目标的管领下，已不安分于汉碑的平稳，而欲使字摇曳多姿和风情万种，去掉伪饰而直抒胸臆，不沾沾于盆景式的雕琢，而向往大漠孤烟的旷达，宁可被斥为异类也不取悦俗眼，这便是我执拗的创作观。

    用笔喜用长锋，长锋的柔韧充分展示着毛笔的妙处和魅力，中、侧、藏、露锋的交替运用产生了心手双畅的快意。

    用纸喜用徽宣，徽宣如素锦般的质地让人有了异样的感觉和冲动。毛笔在纸上行走时的沙沙声如蚕食叶，如春雨落地，身心有奇异的快感。

    示人的作品大多为条幅和对联，也偶作斗方、横幅、条屏，但多为自娱。隶书在章法的处理上比之于行草有局限得多，但形式和章法仅是作品的组成部分之一，至为重要的还是字的本身。青衣布衫是遮不住一个大家闰秀的质和态的。

    收获了，一捧麦粒，却也搂回了一大堆麦草，我心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