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书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指向创作的。而书法的创作又离不开对传统书法的临摹与研习。临摹、研习的目的是养成以书法的方式来“表达”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创作在本质上讲即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是用笔墨线条等手段创造出一件完整的作品，这件作品完全或部分地实现着书写者的创作企图，负载着一定的审美信息及情感意味，传达给读者和历史。

    纵观书法发展的历史，我以为“书法”有两种类型：一种以应用为主要目的的书写，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传达社会生活信息，便于交流；另一种是以欣赏为主要目的的创作，它主要是创作情感及审美情绪的流露，用有意味的形式向读者传达的信息。这两种书写在古代均产生过杰作，都在不同层面推动着书法艺术的向前发展。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传统规范，则是由第二种书写活动所决定的，由于它强调书写活动的精神价值，才使得汉字的书写成为民族的重要艺术文本。我们常言的“书法创作”，即此之谓也。

    书法创作必须接受书法艺术的基本规范。作为一种有独立系统的艺术样式，书法艺术质的规定性是不容背叛的，否则便不是书法创作。基本规范存在于历史和现实所肯定的杰作之中。学习者通过临摹研习，方可掌握其中书写技巧，当书写技巧达于娴熟，自可积累丰富的经验，将此技巧同创作者的审美理想结合，便可产生具有创造性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临摹是通向创作的不二法门。

    何谓临摹？临摹的意义何在？

    从古到今，关于临摹的论述并不少见，但对“临摹”阐释深透、启人心智才寥寥。或以为“临”者，对照字帖作忠实的、写意的临写；或以为“摹”者，用透明纸覆于字帖之上，作双钩廓填，或透过字迹比照摹写，都停留在一般的现象上。其实，临摹的本质在于培养我们的观察力、理解力、表达力，在于使我们通过临摹这种特有的活动，深入到传统书法的内核，把握其作为“法”的基本原则，领悟其作为“意”的内在精神，从而养成独特的艺术感知能力，进而通向具有创造性的自由“表达”之路。

    临摹古代的优秀范本，必须具有选择性。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遗传下来的杰作，如何选择，这是临摹学习的第一关键。

    我们常说某某书路纯正，实际上这里面包涵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所临范本之间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它们之间血脉不断，对形成某种风格可以相互促进；一是书者气质、修养、性情与范本吻合，从头临摹与创作之间可以建立一种默契。

    古代遗传下来的优秀范本，概而言之，可以划分为法则型与风格型两类。对于任何一个书家，“法则”都是必须建立与掌握的，所谓“不自正入，不得变出”是也。因此，无论书家将何种书体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都需要在创作阶段对“法则型”范本有精深的临习与研究。何谓“法则型”？即是用笔之法，结字之法带有普遍意义。而“风格型”则多表现为一种“个性”的凸显，其笔法与字法具有特殊意义。譬如篆书，泰山、琅琊法则型、散氏盘、石鼓风格型；譬如楷书，颜、欧、柳法则型，龙门造像、黑女墓志风格型；譬如行草，羲之、米芾法则型，张旭、王铎、傅山乃风格型。对风格型的杰出范本进行临摹，是需要持谨慎态度的。因为它带有浓烈的个性色彩，很容易被杰作的个性所吞噬，而无法使自我凸现，故如何在法则与风格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切入口，是检验每一书家是否能从“书奴”的束缚中跳出，而进入自由创作阶段的试金石。

    就我个人而言，在五种书体中，喜行草与隶书。因此，取法的重点也主要限于此两种书体。隶书，我偏爱《张迁碑》的厚重沈凝与古拙，喜《石门颂》的飘逸放纵与抒性，也爱《礼器碑》的精警刻厉与风范。行草书，我偏爱章草的古拙，也爱二王的遒丽，爱米芾的潇洒，也爱张瑞图的拗峭、黄道周的洒脱、王铎的气势、傅山的缠绵。我的作品总试图在气息上远接古人，在审美上又能被今人接爱。我热爱碑版墓志的“金石气”，也喜欢文人书法流派一以贯之的“书卷气”。“金石气”以不造作、自然流露为尚；“书卷气”以风骚之意，有学养为佳。

    总之，我的理想追求是既自然朴拙，富于古意（向碑版墓志吸取养料），又风流倜傥具有新意（向文人书法取法，在抒情中表达己意）。或许这两者很难趋向一致，但两者的融会变通形成的审美风范，必将是今人所乐于接受的。

    适合于他人的方法未必适用于自己，而自己的摸索又未必别人都能认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谈创作”一向讳莫如深，因为我的书写未必是一种“创作”，或许只是一种“言说”的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