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写两周金文得神为要，观其率真高古之韵，以涩笔出之，古法必近。作篆用笔，以骨为先，乃纲举目张之举。犹如练武，站桩为先一般，而后南拳北腿，拳拳得心腿腿着力。骨法已备，侧锋、偏锋亦可呼之应之，率意之作便应运而生。

    作书用墨，能分“五色”实为高明，但绝非以清水强为之。前辈书家乃仗用墨之枯润，行笔之疾涩，金石苍茫之感由心而出，非近人本末倒置，强以清水而成，以致骨力全失，不堪入目。

    吾观沙孟老书，独悟一“实”字，沙老所书条幅，如群英聚会，字字英姿，满满一台，错落相间，互辉互映；吾见林散老书，便觉一“虚”字，散老所题斋额，似名角登台，一曲清音，水袖轻舞，满台生辉，百米舞台，独其一人，已定全局。

    时读众多书艺评论，颇有隔靴搔痒之感，其言不着边际，更非本人体悟之感，时见其文，偶观其书，言行不一。此时便常念起，言之有理、效之成法的潘天寿、陆维钊诸先辈了。

    “流行书风”、“流行印风”，为现时书坛贬之又贬。书能成风，更能流行，实也不错。纵观千年书坛，书圣王羲之书风乃千年风规，唐、宋、元、明莫不学之效之，风骚千年，乃其流行书风之祖也，而非近人急功近利之辈所能比拟，故“流行”一词、“成风”一语实应褒之。

    学书本应时时练眼，心摹手追，识雅辨俗。书坛善篆书者不乏其人，游寿先生所作金文，韵高意简直逼三代；蒋维崧先生所书鼎彝铭文，静穆之极；已故陆维钊先生有创“蜾扁”之誉；沙曼翁先生偶作甲骨确有高趣，为他人莫及；康殷先生所作大篆，实得《大盂鼎》真神；刘字椟先生学吴，然自出机杼另开新貌。诸师实为我心中楷模，更为吾辈终身修炼追慕之表率。然天长日久，吾也识出诸老书中之不足，并时时避之。是乎蒋老用笔润湿有余；陆老虽有创体之誉，然解体有余，天趣已失；沙老小篆，结体圆熟，甚缺险势，颇有俗态；康老用笔犹如描画，观其笔致，如见柳叶；刘老新貌，如仙女下凡，独见水袖。识之不足，绝非毁誉，实引自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