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大多数学书者一样，我也是从临习法帖开始了我的书法历程。复制古董式的“创作”无法使我满足，难道这就是我将为之奋斗的书法？我发现，书法风格流的出现并非偶然，它始于人的世界观，而世界观的形成是与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层原因息息相关的。表现虽仅仅产生于书法创作中，但表现的更是一个人的人生观。

    处身于一个时空高度统一的地球村，要想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就，都不得不从广阔的视野入手，书法也不例外。对于传统书法——这似乎是个当前谈现代书法绕不开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也必须将其作为人类共同的而不仅仅是民族的文化遗产来对待；由此进行的研究亦应摒弃细枝末节，将其置于人类文化总的发展过程中来审视，才能准确地理解书法，并理清书法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间相互发生、相互支撑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在“鸦片战争”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是农业文明遭遇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明朝以其文化及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上处于极端的优势，却放弃向海外发展，闭关锁国，从而丧失了支配世界的机会，由此可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的不适应性，衰微的端倪在那时便已显露出来。而作为中国图强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洋务运动”企图以现代化的机器去维护一个无法生长现代化思想的人文环境，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被甲午战争击得粉碎，以致后来的戊戌变法、推翻帝制、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等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成为历史之必然。本应经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传统书法，由于当时未有可资参照改造的西方文化样式，侥幸逃脱。进入现代社会后，书法这种“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艺中之艺”就被逼到一个边缘地位，一蹶不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间书法就未有所改变，清以后书法中碑派及民间书风逐步发展的历程，它不仅仅是金石学、考古学发展的结果，这种与文人贵族化书风相左的追求，已使我们多少可以嗅到一丝民主的气息，书法审美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想来，作为变法领袖人物的康有为同时是碑派的大力倡导者，恐非出自巧合。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国在维护民族生存与维护民族文化样式之间进行着代价沉重的痛苦抉择，迂回曲折地走到了今天。而今天的政治经济制度、生活生产环境以及行为思想方式等都与传统绝然不同，不可否认，中国近现代史正是逐步融入现代文明的历程。无论我们感情上能否接受，中国的确已被非本土的哲学所征服。传统书法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土壤业已无可换回地失去，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日渐脱离社会生活环境的传统书法，只有接受现代文明的挑战方能自救，现代书法作为书法对当今社会文化环境意志的体现就此应运而生。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的所谓“传统书法”在当今社会生活环境中的虚假性，已使其陷入道德的困境。传统的捍卫者试图以模仿的本能来展开书法行为，但模仿终非个人的自觉行为，书法传统中“道”一旦沦落为“法”并进而占据了统治地位，人的创造力便被扼杀，书法便停滞不前。在中国这种现代与后现代共时的环境中，我们有必要对书法采取新的理解方式，从现代的轨道中超出一步，被创造的欲望催促着前进，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因此，在以试图把握未来的现代书法中，“法”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对付传统书法的挑战行为，招致了传统卫道士强烈的反击。现代书法的生命力存在于它那永远充满生气的创新精神里，那是一种不安于现状的创作冲动，一种渴望冲破束缚而有所作为的艺术理想，而这正是一切艺术得以发展和变化的原动力。

    当我遵从书法的法度去创作时，却发现自己离书法本身越来越远，当我从生活中获得启示时，却越来越走近书法—作为“道”而存在的书法。我的书法创作正是以此观念为基础，并凭借独特而强烈的感觉，拒绝高雅，用平常、朴实、非韵味、非内涵的线条来构成自己的作品，以达成一种既个人的又具有历史文化指向的作品。而这种所谓的个人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存在，正是依赖于一种极端非个人的外在环境，一套既定的由社会人文思想所决定的文化艺术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