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德籍华人艺术家张奇开先生率领一批艺术家，经过精心策划，身穿深灰色军装、头戴红五星帽，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大旗，行进在展馆的广场上。红星穿越欧洲——长征精神，大踏步地走进西方行为艺术的殿堂，吸引了世界的眼球。

    红星穿越欧洲之行

    2002年6月8日，德国卡塞尔。

    五年一度的国际首席当代艺术展——卡塞尔第11届文献展开幕式刚刚结束。突然，一群穿着深灰色服装、头戴红五星的中国艺术家出现在展馆的空地前，他们精神抖擞地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大旗，旗上用中英文写着：“艺术为人民”，嘹亮的军号声激越地划过广场的上空，人们的眼球立即被吸引住。“红军”散发的“新长征”宣传单在风中飞舞，人们争先恐后地传阅，议论纷纷。记者蜂拥而上，向他们提问。

    卡塞尔文献展是欧洲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当代视觉艺术大展，每一届从夏到秋持续100天，使因此而闻名遐迩的这座德国中部城市宛若一个国际大都市，汇集几十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自1955年以来，大展已经走过50多个春秋，它透支每一个参展者的创造力，一直是当代艺术动向的晴雨表，代表着最有时代精神的作品。

    当天，由张奇开、蔡青、单增等10人(包括两位欧洲人和一位非洲人)组成的“红军”团队进入展厅，以身体和行动为画笔，时而列队而行，时而分散穿行在展厅里。红旗遮挡在展厅的一件霓虹灯作品上达两分钟，“艺术为人民“的字样映照在观众脸上；队伍进入万花筒镜面作品《迷阵》中，锃亮的镜面立即折射出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的身影，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最令人激动的时刻是，红旗被悬挂在顶楼回廊上，猎猎有声，预先印制好的“国际新长征”宣言书在6月的清风中如雪片般飘落，楼下人群挤作一团，欢叫着伸手抢夺。

    次日，“红军”队伍登上卡塞尔的最高峰威廉斯霍尔，他们激情澎湃的情绪使一群正在度假的德国老人惊恐万状，因为在他们还残留着二战硝烟的记忆里，打着绑腿，扛着大旗，从天而降的中国“红军”无疑与战争有关，了解到新“长征”的文化寓意后，他们转惊为喜；途中，“红军”与一队自行车运动员不期而遇，他们对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25000里长征并不陌生，听完“红军”的有关解说后，两队“长征”队员一起合影留念。下午，“红军”用两条红色横幅在文献馆主厅前相交成一个“红叉”，寓意批封。随后，“红叉”慢慢向广场的绿草地上移动。最后，横幅的四角朝中心缓缓卷起。至此，“国际新长征——红星穿越欧洲”宣告首站卡塞尔行动结束。

    这次由中国艺术家策划、展示的“新长征”行为艺术成为本届文献展的一个亮点，其体现的艺术为人民的观念与文献馆里晦涩难懂的艺术品形成鲜明的对比。连续两天，“新长征”成为欧洲各报重点报道的内容。

    “国际新长征”：

    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创举

    继“新长征”首先在德国卡塞尔拉开序幕，引起轰动之后，这次活动的策划人张奇开又转战巴黎、第戎、布鲁塞尔、科隆，最后来到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组织当地的艺术家及群众继续“长征”，将“红星”的火焰点燃在欧洲各国。张奇开本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持续被目击者“追踪”，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作为行为艺术，“国际新长征”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

    张奇开说，21世纪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世纪，人类正在思考一个迫在眉睫的命题——全球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其中，文化的一体化其负面影响便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特点之逐渐丧失。如在艺术领域，艺术不但丧失本身的特征，且将远离大众。正在此时，一群以海外华人为主体的艺术家决定在举世瞩目的第11届卡塞尔当代艺术文献展上，借助“中国工农红军”这一独特而鲜明、世人熟悉的历史符号，拉开“国际新长征”的序幕，沿途欢迎志愿者加入，以一种流动和开放的形式将长征精神传达给途中遇到的民众，将艺术真正地还给人民。

    这在中国当代艺术上是一个创举。中国当代艺术自1993年亮相以来，一直处于被动的选择，“新长征”是第一次主动叩响异国文化之门，与西方主流文化进行的一次平等对话。“新长征”的另一个象征意义则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来了。这是由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新格局所决定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红星穿越欧洲”使长征精神成为一种国际化的精神传播。

    策划人张奇开的理想主义激情

    “新长征”策划了7年。早在1995年，作为喜欢思索的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张奇开脑中就滋生了这个梦想。随后，他先后与当时旅欧、旅日的艺术家叶永青、熊文韵、张强等人商讨，并在日本和柏林分别完成策划的第一稿及第二稿。2001年，艺术家钟飚访德期间，张奇开向他征询意见。同年夏，张奇开身着红军装在德国柏林进行首次“新长征”实践，受到关注。

    作为策划人，张奇开的行为并非偶然，稍稍了解一下他的精神简历便可发现，从小在作画之外，还习惯思辩哲学的他一直勇敢地维护着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即便是文革期间，作为少年画家因绘制毛主席画像而受到四方邀请之余，他与一帮友人热衷的却是暗中阅读托尔斯泰、惠特曼、罗曼·罗兰、雨果等，灵魂始终清醒着。稍后，逐渐成熟的他与同时代的精英们开始昼夜不倦地探讨政治，阅读《民约论》、《论法的精神》、《德国的宗教与哲学的历史》、《哲学笔记》、《斯大林时代》、《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籍，他们将摆脱贫困的文化处境的唯一方式寄托于中国的时局和未来，他一度企望成为一个理论家。

    他一直是重庆文化圈里的领军人物。早在1980年，他就在重庆创办了当时中国最早的前卫艺术团体——野草画会。1987年，37岁的张奇开东渡日本，后来考入日本一流的美术大学——日本多摩美术学院。教授们站在他的画布面前无言而授，他们惊诧这个来自中国的画家为何能如此娴熟地运用高难度的西洋技法。他的画在日本多次获奖，甚至成为日本国际现代艺术家协会的会员后，还被该协会和神奈川美术家协会推荐为评委。“我之所以超越同行，源于对画画外的阅读和思考更加重视，并锲而不舍”在画画上，张奇开不承认自己是天才。

    1990年，张奇开在日本与德国妻子结婚，并移居柏林。在德国的十多年，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他以西方人的技法固执地诠释着自己对世界的感受，独立地行走在西方主流文化的边缘，并且得到西方文化圈的认同，柏林官方艺术机构评委多次以全票通过、以最高售价连续8年购买他的作品。

    尽管如此，旅日、旅德的经历，让张奇开时刻感受到生存在边缘文化地带的痛苦。由此，他开始对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进行反思，最终他发现一个真理，永不妥协的批评精神才是每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条件。作为一个海外艺术家，在艺术的感觉和欣赏口味瞬息万变的欧洲，张奇开一直如此坚守着自己的抗衡的权利。他不以暴露民族的劣势来换取西方人的好感和满足西方人主流文化的心理，而是以人类共有的艺术语言来叙述自己对世界的感受。

    可以说，他之所以坚持思考和策划这次长达7年的行动，正是他不甘心沦为西方主流文化中“跑龙套”的配角的一次执著。虽然这次引起轰动的“国际新长征”只有10来个艺术家参加，似乎这种传播“新长征”的方式有点像精卫填海，但张奇开们心中燃烧的理想主义激情是可敬的——借助长征精神，竭力让海外艺术家从因遭遇西方文化冲击而导致的暗淡前景中看到一颗红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相关链接

    参加“红星穿越欧洲”行动的

    艺术家的对话

    冷林：我们可以先对大家谈谈此次行动的目地何在？

    张奇开：我们想通过此次的活动重新唤起人们的记忆，将长征精神发扬光大。

    蔡青：用一个人们熟悉的符号，在特殊时代的陌生环境中产生的反差效果来激活人们的思维，也是长征的延续与新的注释。

    张明月：为什么是“长征”？中国有很多为世人熟悉的“符号”，比如兵马俑？

    蔡青；兵马俑是静止的、固封的；而长征是流动的、开放的，符合当前的语境与状况，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内涵。

    单增：红星照耀欧洲。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通过爱德加·斯诺的1938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这本书里斯诺以其亲身的经历向西方阐述了共产主义理念在东方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返马克思的故乡做此作品有其特殊的意味。

    焦平：我们可以此表达赤子之心的意念，对大自然的赤诚！

    TorstenKastner：你们此次活动有多少人加入？

    单增：从柏林出发的有5人，由中国大陆和台湾艺术家组成，在卡塞尔汇合一位哥伦比亚人爱德加(EdgarPlata)，一位苏丹人SalahBakheit，一位古巴人和一个德国人Tubras。

    张奇开：我们沿途欢迎自愿者加入，不分国籍不分职业。体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蔡青：也许我们有限的服装(共有12套服装和草鞋)，在行进的过程中不够分配，那我们只好分出自身的所有，比如一个帽子给一个自愿者就示意入队了，再下去就是上装，这样到最终标志消失在人流中，也许这样成全了一种意念：消解，融合。

    WolfgangKnapp：在欧洲做这么一个“长征”是出于什么动机，是好玩还是传达什么意念？

    冷林：20世纪30年代为创建新世界的理想，中国发生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全球一体化，资本作为惟一的价值标准，对资本的占有并不能满足存在的危机，全球的物质化与消费时代的到来并不能解决人类自古以来心性的平和，在这种情形下重新提出中国革命最初的构想，在当今有特殊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