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北京双年展」，不能不提到一些所谓的「周边展」。严格来说，在与一个国际性艺术大展有关的周边展，都是由展览的主办单位邀请，或者是得到主办方同意，所以，所谓的周边展并不一定要与主体展览有什幺必然的关系，但至少在艺术趣味上保持一致。

　　此次的北京双年展的自称为周边展的，不能发现上述的这种主展与周边展之间的联系，很多所谓的周边展在对主展的艺术趣味表示不屑的同时，还津津乐道地自称是其周边展的原因何在？那答案只能有一个， —— 就是搭便车寻找「机会」。

　　这种机会主义的方式，是因为在第三届上海双年展期间的周边展中，曾经实现了一些机遇的神化之后，越来越被从事当代艺术的策展人与艺术家视为一种非常有效、便利的方式与途径。这样，我们便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展览在并没有人事先统筹的情况下，竟不约而同地将开幕的时间，按某一个中国当代艺术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的行程来安排。所以我们说，这些展览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里的集中展出的目的只是为了某一个重要的观众能看到而已。一些展览为了赶上时机而仓促布展，一些艺术家为了创造更多的机会而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在参加的多个展览之间疲于奔命，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目前当代艺术浮躁、势利的一面。

　　有人说这次将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我则是持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次庙会式的表演，是艺术界日益浮躁、功利的心态的一次集中表现，如果要说其代表了什幺转折的话，那幺可以说通过这次表现，我们可以预见，日益商业化取代以往偏执的理想主义精神的表达，将是中国当代艺术在今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在这整个过程中，还有三个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是政府对当代艺术的介入，它需要一种纯技术式的样式来消解前卫艺术骨子里的批判因素；其次是一些商业集团也看中了这种当代艺术的另类特点，而把它作为了一种便宜的吸引眼球的途径。在一些楼盘开张、公司开业的场面中就出现了一种新式的「堂会式」艺术活动，尽一切可能吸引大众时尚媒体的关注；第三是在大众传媒异常发达的背景下，由于当代艺术一些在形式上表现出来的特点能满足一些大众时尚媒体的兴奋点，这些大众时尚媒体成为了传播当代艺术的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媒体按照它的受众的口味来选择它的传播方式，另一方面，这种传播方式也影响到它的传播对象按「媒体需要的方式」来调整自己。这样，这种传播的过程是从「传播对象」到「媒体」再到「受众」，而另外还有一个影响力反馈的途径是从「受众」到「媒体」再到「传播对象」。从而，当代艺术就与大众趣味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

　　评论的失语

　　在此，还要提一下在2003年年末的「深圳美术馆论坛」。这个会议是大陆美术理论界近年来比较重要的聚会，共有老中青26位美术理论家、批评家出席。但是，这个会议上，除了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引起某些讨论外，在一些现实问题的批评上，大家都似乎采取了一种在互相吹捧之外，对现实问题的回避态度。这种的「批评的失语」，实际上是由以下的原因造成的。一、由于近年来艺术商业体制化的不断完善，以及商业化的程度不断扩大，艺术商业体制已经形成了它自身独立完善的产、供、销的运行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外，传统的艺术批评已经越来越「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没有任何独立观点的时尚媒体炒作。这样，导致了批评家人格的边缘化。二、随着信息化与现代交通便利化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艺术圈子也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能不断见面的「熟人圈子」，在这种「街坊化」的熟人圈子中，已经很少能有人撕下脸皮做认真、严肃的批评了。三、社会风气的「拜金主义」的盛行，使某些批评家的批评文章也越来越「商业化」，按字数帮艺术家写吹捧文章的方式，以及使批评家的批评锐气和锋芒变得越来越迟钝。这些问题，将使艺术批评在今后的艺术发展中迷失理论方向和人格力量。

　　地下文化的失声

　　在2004年上半年的艺术活动中，有必要提一下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大山子艺术节」。位于北京东郊大山子地区的798工厂原是一个军工企业的建筑群，1949年以后，作为当时共产国际援助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成员的项目，由共产国际的东德援建而成，建筑风格、构件细节等都迥异中国当时及以后的工业建筑规范，可以说是在基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主义合作」的一个例证。后来因为军工行业的调整，以及北京市区发展规模的扩大，这些工厂也因此而被搬迁、关停和转产，原先的厂房也被闲置了。从去年开始，一些艺术家和一些文化机构看中了这里相对低廉的租金以及建筑本身高大宽敞的结构空间及良好的采光条件，开始陆陆续续进驻到这里，经过富有创意的改造之后，使原先整齐划一的厂房空间变成各具风格特点和使用功能个性化的空间。现在，在这里聚集的各类空间有艺术家们的工作室，设计、出版机构的办公室以及一些画廊的展示空间。另外，还有一些餐饮、休闲服务业因为在文化型态上的「另类」气质，也纷纷在这里「抢滩」驻点。这些行业的加入，使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艺术的聚集区，它实际上是具有了一种基于商业消费社会中的「文化消费」行业的特征，一些境外媒体将其称作是在北京出现的SOHO。

　　正是因为其「地下文化」的特征，它会异乎寻常地引起一些境外媒体的关注，可以说，现在「798」的名声由这些境外媒体和一些大众时尚刊物共同炒作起来，但媒体永远都是希望事物朝它「报导」的方向来发展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媒体的暴力」和「舆论的反作用力」。那幺，关于这种「地下文化」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得不提起一个例子，就是90年代初的「圆明园现象」，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简单地把原因归咎于「体制的问题」，而恰恰回避了「是谁让它成为了地下」的追问。今天，当我们庆幸又有了一个「后圆明园」的798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对那些又要把它塑造成「地下文化」的因素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成为「媒体」和「时尚」的牺牲品！

　　而「798」的地产概念在被时尚媒体真正炒作起来后，我们总能听到的便是商业资本将对这个刚刚「兴旺」起来的「艺术家天堂」进行无情的侵吞的消息。这真是一个无奈的悖论——艺术家们借助于时尚媒体炒作自己，顺带炒火了地产；而商人仅仅能看到的便是商业价值，地价在他们眼里远远比艺术家的「文化价值」重要。艺术家为了保护自己刚刚「焐热」了的「铺盖卷」，又要借助传媒来制造社会影响，而这，又要激起地产商更大的鲸吞欲望。最后的结果便是，艺术家与地主之间矛盾不断加深。这样的局面导致了一个艺术史上荒唐的案例——艺术家自发的群体艺术活动，却被非政府的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以「安全」的理由阻挠了。因为开发商可能以为艺术家的活动会进一步引起社会舆论的同情，最终有可能迫使政府对这种「商业暴力」进行干预。

　　所以，「大山子艺术节」的名称在开展的当天被迫取消，所有的活动也在一种莫名的紧张气氛中分散进行。而这种压力与以往来自于政府方面不同，它是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由商人调动他所能控制的社会资源，施加于艺术家头上的。这个事件，恰恰可以做为一个例证，来说明我所说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特点由「政治性」向「商业时尚性」转变的外部社会环境变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