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国人曾经搞过绘画，电话里我只是描述了计划的大致轮廓，当我明确这是一次行为艺术时，他的态度有了很大转折：“这种事你不该来找我，成都会有其他很多老外感兴趣。”过后他的朋友告诉我，他在成都看过一些行为艺术，印象不好。精神分析学家霍大同介绍的是一位优雅的法国女士，我告诉她可能要七、八个西方女士穿红旗袍捧着“Computer大仙”巡游。在她理解这很象一种商业行为。在法国人的含蓄与优柔面前，我多次感到一种沟通上的障碍与勉强。 我最终选择了25岁的德国小伙子Bodo von Einglei。 我和甚至他不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刚见了一位西班牙女孩，她很有兴趣，但我发现她的身高不够理想。后来和翻译直接去了一所大学的外教办公室，接待的老师说有一位德国留学生要来报到，让等一下，我在附近网球场找了个地方，没多久，翻译带来一个高高的、满头卷曲金发的小伙子，他敞着一件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常见的蓝色工作服，内衣面上粗糙的绣着一条闪亮的龙，裤子邋遢多皱，胶鞋很脏，一看似乎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老外”。交流中我问到关于电脑的看法，他只反复强调电脑是工具。信仰上，他相信有一个神，但不是耶酥、释迦牟尼、穆罕莫德．．．．．．还谈到自己用电脑做音乐，比起进专业制作棚更省钱，他开始抖动着身体好象听到了幻想中的音乐，嘴里有节奏、也很有力度的吐出准确的音调。 看“Computer大仙”照片时他很兴奋，不停说“你们中国人忘记了你们老的文化”——这种观念在老外中是具有普遍性的。我必须承认他对中国有很多片面、扭曲、甚至过时的看法。他反复问我为什么要找老外来表演，是否因为中国人去表演会被抓起来投入“思想监狱”。他还问我是否要在现场卖“Computer大仙”，其实我动过这个脑筋，除了“上海超市展”上“Computer大仙”卖得很好，2000年去中央美院画廊办公室，看见电脑上方的墙上还贴着一张有“Computer大仙”图像的传单。我也想过把“Computer大仙”的供奉推广作为一个作品去完成。但考虑时间太紧，不想把问题弄复杂了，便明确告诉Bodo von Einglei：“这次不卖。” 除了第一感觉他象哈利．波特，他的率直与真诚，流露出来的嘻皮士精神，更重要的是他才来中国两个月，没学“油”——很多老外来中国时间一长，喜欢把中国人的劣根性习惯化为己有，作为其理想中“中国化”的内容。Bodo von Einglei多次提起孔子、庄子，我建议他先学习老子，他问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他汉语水平十分有限，我不得不拿起一枚硬币，旋转着说：“整个是老子”，然后指着国徽一面：“这是孔子”，指着有花的一面：“这是庄子”。这种表述十分勉强。在信仰与电脑文化方面，我希望更多沟通，但时间却太紧。
我告诉Bodo von Einglei，11月3日电脑节闭幕的那一天，整个活动的作者就是他，我不过是提供了一块“砖头”罢了（我和翻译费了很大气力向他解释“抛砖引玉”一词）。希望他能把对电脑文化的理解结合现场发挥出来。分手时我说得十分明白，我能提供他一套表演的照片，没有其它报酬。时间的紧张无疑是这次活动若干勉强中最主要的，经费的紧张还好办得多，所以实施这个计划心里依持的还是“Computer大仙”是现成的，而且根据需要可以在人数上调节——即确定由一位西方人把它演绎出来。 但就在11月2日深夜，Bodo von Einglei突然打来一个电话，问能不能给他一些钱，考虑到这次活动现场我没邀请任何媒体或其他文化人，也由于过程中的若干勉强，我心里已抱着做不做无所谓的态度，所以回答十分干脆：“No money”。倒是他很快软了下来，表示还是愿意做。我在想，可能是他听了周围那些“乱七八糟”老外的说法。 第二天上午翻译和Bodo von Einglei到科技一条街熟悉环境，中午我找了间冷僻的餐厅，让摄影师老勇过来和大家熟悉一下。我再次表示，这次是Bodo von Einglei的表演，老勇和他充分配合。之前就此事我和老勇沟通过，让他多去网上看看观念摄影。老勇帮我拍过一些静态的东西，很细腻，人也很有责任心，但我们还没有在表演现场合作过。看看将近14：00，我们决定出发。 路线是我们多次来现场观察后拟定的。科技一条街长约300m，大致包括了省军区与科分院两边，省军区临街是宽阔的正门与严阵以待的站岗军人，其左首才是电脑节亮点之一的“@世界”；科分院这边集中了更多亮点——数码大厦、数码广场、新世纪电脑城，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固定雕塑，还有若干临时搭建的商家展位，气氛更为浓烈。由于过去三、四年我的活动主要发生在北京、四川农村、上海，对目前在成都公众场合实施活动的各方面心里不是很有底，既不想因为某种事件给其他艺术家的类似创作造成障碍，也不愿意给刚来中国读书的Bodo von Einglei带来麻烦，所以决定低调操作。我反复叮嘱Bodo von Einglei注意与周围和谐，不能妨碍交通。通过之前的数次观察，我发现负责电脑节巡逻的主要有三种：一是警察（包括交警）；一是身着迷彩服、头顶钢盔的民兵；一是保安。警察活动较固定，主要在科技一条街的两头，民兵则是游动的。照常识，最可能干预活动的还是警察，于是路线明确为从位于科技一条街中央的科分院旁偏僻的小巷插入，在科分院这面的科技一条街迂回，顺利的话再过马路去“@世界”。 当Bodo von Einglei抱着“Computer大仙”自信的来到大街，那些身着迷彩服的民兵擦身而过时，就象已经启动发条的齿轮，内心反而实在了许多。Bodo von Einglei是敬业的，也有激情，在街上和很多人自来熟式的交流有不少精彩片段。之前我告诉老勇不要去在乎严谨的构图，使用镜头一定要鲜活，以后照片出来后，我发现他对流动、偶发性的扑捉可能受其性格影响，缺乏机动性，甚至很多镜头都没出来。另一个原因是，Bodo von Einglei在饭桌上几次提到警察一词，给老勇多少造成一定心理压力，拍摄过程中，他几乎总是和Bodo von Einglei拉开一定距离，需要近距离的抢拍大多没有实现。这是一种多少带点勉强的拍摄心态。 我始终希望Bodo von Einglei能独立创作，也有意提到他的同胞博伊斯，想借这位行动艺术家的名言——“人人都是艺术家”鼓励他。一开始他的表现很到位，但担心的状况还是出现了：尤其象很多美国人一样，他也认为中国人封闭，性格上放不开，为此要表现一种“很放得开”的心理优势或自我中心感——这会使作品的表达流于表面。来到上面提到的少女铜雕，一开始他怀抱着“Computer大仙”去吻“少女”，周围不少市民好象有些“义愤填膺”，这倒没什么，你去丹麦也可以吻鱼美人呀。同胞的自尊心爱走极端，不是麻木就是过于敏感。对于人群的反应我还是保持警觉。很快，Bodo von Einglei突然张开了胯，跳了上去，准备骑在“少女”颈脖上，周围的气氛骤然紧张，我立刻大喊：“NO！NO！”在这种气氛里，当他做出一个把手掌放在少女后脑的姿势（很象金庸小说里的传输内功），我再次喊：“NO！”其实这是一个对作品有阐释力的动作。 2个小时的顺利过程，Bodo von Einglei结束了表演，我们都感到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 想想也有意思，我们并不是做什么违法活动，甚至对电脑节怀有善意，却弄得对警察心怀堤防。如果说“Computer大仙”是封建迷信，那饭店、公司里的财神爷多了去了，你能抓吗？我知道一位行为艺术家，就牵了条狗在街上创作，也没妨碍什么，居然被带到派出所去了。或许在现场可以请一大帮记者、文化人，除了是一道保护，喜欢围观的市民也可以给镜头添加人气——但对艺术而言，这往往是一种假象。一位朋友曾建议在电脑节开幕式上做，因为国际、国内很多重要的IT业头头和媒体都要来，做了一定很有影响。我原来找IT界商家合作，多少是想披点商业面纱，暗渡陈仓。但象Bodo von Einglei这种做法放在开幕式上搞，感觉更象唐．吉珂德单枪匹马去战风车。 事后，和年轻艺术家韦源讨论这些问题时，我曾不止一次的告诉他：“我能欣赏枪击电话亭这件作品，但我不是枪击电话亭这种人。”
因勉强而未尽之处
今天，观念艺术家借助各种现成物象，巧妙附加一点力（或机智），往往有四两拨千斤的视觉效果或观念份量，这已是一种时尚。我评价过一件把牙签结合上海金贸大厦的观念摄影，十分出色。这次活动中，我也产生过类似念头。 原准备在intel展台上，由Bodo von Einglei邀请一些现场观众，大家一起把“Computer大仙”砸个稀烂，但担心引出歧义与不必要的麻烦，遂放弃了；另一计划是在附近建筑顶层，浇上汽油燃烧“Computer大仙”，然后越过火焰中的装置去拍摄电脑节的标志性建筑与那些热闹的场景，但出于一些必要或不必要的考虑，也放弃了。对于后一种方案，摄影师建议可以用电脑来处理、组合，但我以为现场的结合能有一种视觉之外的“场”的存在——这是我看重的东西。 这里，我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胆小多虑的人——以前不少市民说我是行为艺术的旗手，这本身就是一种勉强的理解——明明是啃骨头的蚂蚁，何必要去充当大象呢。或许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过去的种种勉强才能化为磨练。在一个价值观念混淆的时代，本文希望与所有渴望落实自己位置的艺术家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