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以前几次勉强的遭遇，我想到一个省事的办法，即找到《成都商报》写这篇报道的记者，直接把“Computer大仙”登在报上。我希望这个符号能进入电脑节期间公众的视野，给人们另一种途径的文化启迪——相对于“使用至上”，同时成为与“国际电脑节”相匹配的文化现象。
    这里需要说明，我从来不是一个吹捧政府、但也不是刻意反政府的人，以前在成都、长宁、上海实施的数十次公共场所的行为艺术，没有一次与警察、交管人员等发生过冲突或纠缠。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成都我有深厚的感情，更重要是，我对电脑、网络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与看重。数年前与画家周春芽交流时，他认为艺术家需要走向有文化氛围的大都市，“如果你在偏僻的山区创作，再执着，画了几十年，别人看了作品最多承认有特色。”这话有一定道理。但随着个人电脑空间的普及与完善，平民——包括一般的农民都能在偏远之地自主的掌握更多及时的信息，这对于真正平等与民主的实现绝对是物质性的有力支持。
    就在几天前，和一位画家聊天，谈及其新作，他认为我应当没看到，但我还是详细的描述了出来。很简单，我是在网页上看到的。除了及时，网页上欣赏作品可能比现场效果还好——尤其在今天，文化人群在展场需要浪费更多的注意力去顾及各种人际关系。一些擅长“书橱”的学者也不会那么骄傲，因为只需在google或baidu上键入几个关键词，便有一堆相关的信息出来。这么多年来，我的文章发表基本上是通过网络，因为它极大减少了其中熟人关系的成份。或许网络在今天还有很多局限性，尽管也有很多文化人以为印在纸上的东西更经典、上档次，但我一直希望自己能为真正的新人类创作——他们是网络空间的必然介入者。
狭隘的原作情结是不可取的。网页与印刷品都是作品的载体，作品的延伸，甚至就是作品本身。我们有几个人看过八大的原作？有几个人看过凡高的原作？难道就不能为所感动，就不能识读？这关系到一种真正新人类精神。如同《圣经》，就是一个精神，我不爱去记忆其中详细的过程描述，前不久一位朋友问我：“《圣经》存在前，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们是否就要下地狱？”我斗胆告诉她：“天地万物既然是上帝创造的，就和《圣经》一样在启示着人类，为什么会在两千多年前产生了文字性的《圣经》，这可能就象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任何真诚而出色的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都可以借着自己的工作成为宣教士。
    去《成都商报》前，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拿着“Computer大仙”的照片去拜访一位基督徒。我清楚《圣经》上明确不能拜偶像，而从表面看，“Computer大仙”就是艺术家制造的一尊电脑、网络的偶像。落座后，照片摊在了桌上，他的表情和我预料的几乎没什么差别。沉默．．．必须打破沉默，先谈到自己对不能拜偶像的理解，话锋一转，我说这件作品能为破除偶像崇拜出力，因为中国是偶像最多的国家，什么有功用价值，什么最被依赖，什么就可能被偶像化。几年前我和批评家栗宪庭提到这件作品时，老栗说连厕所都有厕神。或许一个对象被偶像化需要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就象赵公明成为财神，老子成为太上老君——而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自由，即当下就把Computer拟神化了，这样人群更会反思过去的偶像崇拜，会质疑！要解构一个物象可以有两条途径：一种是直接的批判，一种是顺着其思路、走向把它的弊端展现出来，令人自省。这位基督徒不是通常意义的文化人，他是否理解我也无法保证，但我渴望和任何人交流艺术。
    《成都商报》写雕塑稿子的部门是我直接联系的，倒是陪伴我的两位四川大学硕士生在这里找到了同学。当时把“Computer大仙”也一起带去，他们提了不少问题，我们一一做答。其中一位男记者问这是否是黑色幽默？我没有正面回答，只希望装置能干净的登出来，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则尽量隐藏。但报社写稿通常要有一个说法——这也是一种勉强。第二天看报，没有出来，以后才知道，报社内部讨论时有人提出这是封建迷信产物。现在看来，没做好探路等功课便直接拎着东西找报社，本身就是一种冒失、勉强的行为——回避人际关系操作往往勉为其难。想起批评家尹吉男在看我有关宗族作品图片时说的话：“中国就是一个熟悉人的社会。” 我看重电脑空间的普及与发达，渴望那种人际关系的大网早日破败。

作为行为艺术家的勉强

    98年前在成都期间，报道我作品的大众传媒很多，但为着一种理想，我停下自己的创作，去当了一名记者。一开始就采访了几位年轻的画家，做了认真的访谈，文字出来后，为着一种负责的态度，我专门送稿上门。他们读后表现出极大的失望，其中一位这样对我说：“你不能象成都那些小报写你那样来写我们。”按说当时无论在文化界还是在公众层面我的名气比他们都大得多，我可以维护尊严，但我选择了沉默。能够理解，因为他们平时看的都是专业杂志或“上档次”的媒体，如《《时尚》、新周刊》，他们向往那种形而下的精英、贵族样式生活，所以在其眼中，这些地方报纸都是不能有效帮助达到个人理想的“小报”——甚至会导致“掉价”。
    前不久我和原《成都商报》记者冉徽川谈到一点共同的看法：任何一种写法都能包涵精英见解，任何媒体对作品的说法都是作品的一部分。而很多文化人或对地方媒体保持距离、或单纯产生利用一把的念头——这些不由令我想到栗宪庭先生多次提出的“大灵魂”理想。画家在行为艺术家面前有一种普遍的心理优越，即以为他们日后更具可售性，更可能实现形而下的贵族样式生活。今天，行为艺术在公众心目中确有下三滥之嫌，故操持行为艺术行于现实社会也一定勉强。
    出师报社失利后，我再次感到一种失落，晚睡前我还是做了个祷告，求神来引领我。在上小学之前我便不是什么无神论者，但现在我总对别人说自己是个“歪基督徒”，因为照很多虔诚基督徒的生活样式，我差得天远。但我信神。第二天还没起床，新的灵感便找到了我——找西方人来实现这一计划。灵感的到来总是简单，应用前，必须冷静分析它——或许作为一个“国际电脑节”更需要有“西方人”这种符号介入，或许中国人普遍以为Computeer是从西方传来的，或许“Computer大仙”装置颇具本土特色的样式由西方人来演绎更为精彩、互补．．．．．．

新人类成型前的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