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 季先生说他是保守，是虚心的说法。港台一些学者不把 conservatism 译成保守主义，而是译为“守成主义”。保守在中国词里是僵化或不求发展。而守成呢？我守的是已经成功的而抛弃的是不成功的，当有扬弃的因子在其中。守成是守中国传统中的美好的东西，历史上积累的经典的东西。这经典是历代学者艺术家经过千百年才可能葆有并传承的，任何创新只能是在这经典之上的创新，不可能在经典之外之下之偏的追新。在人类发展史上，四大文明中的三大文明已基本上消失了，而唯有中华民族的文字、中国的书法和中国古典的许多文本保存下来。一个简单例子就是玄奘取经。 公元 647 年，就在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中国后的两年，得到玄奘赞美和推赏的印度戒日王的帝国被推翻，随后，印度的各小国进行无休止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印度佛经的消亡于战火，还需要从玄奘的汉译重新翻译成印度语。 所以，中华民族保存的那些文化价值，非常重要。没有好的氛围和条件，文化的中断不是不可能的。今天季先生做为一位印度学的学者，作为一个跨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文化的衰退的历史基因更清楚。东方十九世纪末期，政治境界和文化都处于劣势。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落后，就使得文化方面的超前就变得气短。近代以来，东方权力中心逐渐在外退，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之国，而是成为一种“东方主义”式的边缘文化。如果中国全盘西化，甚至连汉字都要拉丁化的话，中国文化的传承弘扬将成为一种空话。如今，我们只能在保存我们经典文化中，为西方提供一种“另类文化”，提供一种“他者文化”，提供一种差异性的文化认同。当今世界一流学者在东西方文化问题上，基本上是求差异而不是求同。西方文化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映衬参照。文化的多元性将造成不同文化的互动。文化堪称是此起彼伏，此伏彼涨，而不可能某一种文化永远处于高势位。作为第三世界我们更要保持自己文化的个性，当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以后，经过“拿来主义”之后整合的中国新文化，就将逐渐实现自己的文化“输出主义”！

刘正成： 季先生刚才为《中国书法》题词：“继承传统文化，把书法艺术做为继承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句话体现了季先生把书法放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下，特别强调这一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您是怎么看的 ?

王岳川： 我觉得一个大学者，以广阔的文化胸襟气度来看书法精神，就能见人之所未见。也许一些书法家将书法看成一种技术，一种实验，或者有些看作是谋生之道。相比之下，季先生更高、更远地看到了中国书法的发展。他把中国书法看成一种国粹，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种。对照起来，当代中国书法的危机感不轻，可以说过去的学者，大都可以写书法，而历史上的大书法家几乎都是大学者。王羲之就曾经写出《兰亭集序》，现在是哲学课本上的选篇——散文是著名的散文，书法是精妙绝伦的书法；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从文字到书法都是心手合一，真气逼人；苏东坡的《寒食帖》更是心灵和命运焦灼统一在笔墨的运行中。而今天的情况似乎不太乐观，当代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能够写书法的寥寥无几。学者不写书法不看书法不喜书法，大中学生不学书法不写书法不爱书法， 21 世纪的书法家将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作为一位世纪老人，季先生看到这种危机感，所以反复强调书法的重要。我认为，书法尤其能抒发中国人特殊的审美心境的，如果在电脑时代，这门独特的艺术失传了或者试验歪了，将是当代中国学者和书法家的失职。

刘正成 ：季先生和王先生作为北京大学老一代和中年一代的两位教授，刚才谈话中显示出对书法的关注和文化重建的热情。我想知道在北京大学的书法教育中，您认为季先生的观点也好，您的观点也好，将对大学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

王岳川： 季先生刚才谈到了书法教育，他认为在今天学生全面发展当中是一种很重要的审美教育，情感教育，也是一种精深的文化教育。北大著作等身的专家教授非常多。但现在与过去的时代不一样，过去写作是用毛笔，象鲁迅等很多学者都是用毛笔写作，后来都慢慢发展到钢笔写作，今天敲键盘写作，写毛笔书法的人越来越少。当然通过一些展览和相关活动，会形成一些影响和培养一些兴趣。我们北大中文系最近就搞了一个师生书法展，在北大三角地展出，看的人很多，可惜作品少了点，三十几幅，跟北京大学中文系好几百学生，一百多老师相比，占的比例是比较少了。最近北大图书馆正在举办已故的一些专家教授的书法展，名家如云，好多信札、手稿等，参观的人很多。很多学生去不是感受他们写的文章，而是感受他们行笔中的人格气质和精神风貌，感受那种儒雅大方和雍容大度的大儒气象。学生们看后非常感慨，特别是有几位老教授的蝇头小楷，写得非常精到，纤细如发，可谓精妙绝伦。从而感受到人生的一种诗化和艺术化。如果用钢笔或者电脑写一篇文稿，就只是实用的，是用来排版的，或是为发表什么的。而用毛笔写的手稿，就使得写作生活诗化了。北大今后我相信不管是艺术系还是文学院将会进一步重视书法。北大已举办多期书法进修班，除了讲求书法技巧外，大部分时间是上文化专题课。但学生上完各门文化课后，他们书法的进步反而比光教技巧要快得多。这说明文化既是“软”的看不见的东西，但也很有力量的“硬”的东西。因此，只有体悟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才能陶养出生命的浩然之气，才会写出具有浩然大气而又浑厚通脱的书法佳品，才能使中国书法成为东方文化魅力的独特呈现。

刘正成 ：谢谢两位教授。

季羡林简历：

季羡林， 1911 年 8 生于山东临清， 1934 年清华大学毕业， 1941 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6 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先后任东方语文学系主任、南亚研究所所长、副校长。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校委会名誉副主任。曾被选为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多次当选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外国文学会等学术团体的会长、副会长等。著有《季羡林文集》（三十二卷，已出版二十四卷）等。近年主持国内几部大型丛书的编纂工作，如《传世藏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纂，《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的主编等。

王岳川简历：

王岳川， 1955 年 9 月生于四川安岳， 1993 年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94 年列为“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 1995 年列为北京市“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专家， 1996 年列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评审委员， 1997 年列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 1998 年到日本金泽大学任客座教授两年， 1999 年成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书院研究员，并任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的兼职教授。除了出版《艺术本体论》等十部专著外，主编著作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文艺现象学》、《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宗白华学术文化随笔》等。